《我爱你！在发布之前，导演闫涵接受了记者新闻的专访，谈了自己目前对老年群体的观察，以及长期以来对创作和人生价值的思考。
老人谈恋爱不问未来。
澎湃新闻:在过去，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年轻人是爱情的主题。老年人的爱情有什么特点和质地？
闫涵:老年人的爱和年轻人的不同。年轻人的爱情往往关乎未来。他们将来会结婚生子，有各种新的可能。但其实老年人最怕谈未来。他们在一起更多的是聊过去，有过什么经历，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他们可能没有勇气谈论未来。
但也许这也是我的疑惑之一。也许有一天当我老了，我会对未来如此恐惧吗？所以我拍了这部电影作为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。问我，老年人的爱和年轻人的爱有什么区别？在我看来，也许最大的不同是，老年人在谈爱情的时候，其实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。更像是在爱情中混合了陪伴、亲情、友情，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
澎湃新闻:片中两对风格迥异、境遇各异的老年CP如何对应你的观察和表达？
闫涵:这两对CP反映了我们在现实中经常遇到的两种恋爱情况。希望其中一个白头偕老，有正常的婚恋状况；而另一对其实承载了我对爱情的一些思考和探索。两个人都失去了另一半。年近六旬的他们，并不是完全孤独，对爱情和生活没有信心。所以当它们碰撞的时候，我试图去探索这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启示:会不会有一天当我们进入衰老的状态，心中的爱会被抹去？
澎湃新闻:电影除了谈恋爱，还讲了一些老年人在社会和家庭中面临的处境和问题。在这方面，你对老人问题有什么观察和感受？
闫涵:通过一些媒体报道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，我们也确实知道有很多真实的情况。甚至我产生做老人题材的想法，是因为我观察了一些老人在生活中与我擦肩而过的状态和瞬间。可能我真的决定拍我爱你！这部电影可能就这两年，但这些老人的形象其实已经在我脑海里酝酿了很多年。
小小年纪就通过点点滴滴积累了对这些人物的感情。我积累的材料中，无论是新闻报道中，还是我的生活中，都包含了大量与空巢老人相关的内容。我通过整个社会的方式为我编织了这四个老人的形象，我把他们放到一个像这样的故事里来讲述，所以这部电影也包括了这些社会现实中经常出现的养老问题。
澎湃新闻:电影中有一个非常“揪心”的吃饭场景，甚至直接导致了影片中的悲剧。但是好像这些孩子自己的生活也很累。对于这样的家庭生活，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体会？
闫涵:首先，我认为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似乎在提醒我们，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。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是一个会无视老人的人。后来发现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。我们总觉得自己很孝顺，对老人足够关心。本来我也觉得自己在同龄人中做得很好。但是我拍我爱你的时候！我意识到我们认为足够的东西是不够的。
身边的老人不跟我们提要求。中国的父母太善良了，他们常常默默承受这一切。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，我们的录音师看完片子，突然想起来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给爸爸打电话了。如果他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他可能会觉得自己两天前刚演过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忙起来，就会忽略它们。特别希望这部电影能提醒大家对身边老人的关心。
上帝为我选择了这四个角色。
澎湃新闻:四位主演的选角流程是怎样的？
闫涵:其实我在写剧本的时候，先有了李慧如的形象，也就是惠英红老师，还有梁家辉老师演的谢鼎山的形象。在接触了两位老师后，我根据她们的形象，思考能和她们的另一半匹配的角色。实际上，叶童先生是辉哥先生推荐的。翻了翻两位老师的一些资料和视频，觉得很对。这次选角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
至于大鸿倪先生，我隐隐约约感觉他很适合常伟杰这个角色，但我根本不了解他，也没见过他。后来他第一遍就看了，第二天就见了我。聊了两个多小时，我确定他就是那个角色。好像整个选角过程都不是我选的，但好像是老天在给我选这四个角色。
澎湃新闻:四位老师的合作是如何产生一点化学反应的？
闫涵:辉哥和叶童先生是多年的同事，很快就会有默契和火花。大洪小姐和惠英红小姐并不是那么熟悉，而大洪小姐的内心是非常敏感细腻的，只是她不太喜欢表现自己，所以他们两个才会慢慢来。
在打开电脑之前，我们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排练，让几个老艺术家互相熟悉，有默契。随着排练的进行，四位老师无论是彼此之间的友谊，还是情感的专注和默契都有所提升。
澎湃新闻:几年前，市场上有一种声音说，老年演员只能演配角。你的意思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发挥主导作用的空间吗？
闫涵:我不是故意这么想的。首先，我不太赞同“演员年纪大了演不了主角”这种说法。另外，我并不认为演配角就一定比演主角差，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要靠配角的精彩演绎来渲染主角。这些老演员有很多的表演经验和技巧。不管我拍不拍这部电影，他们也是整个电影行业演员中非常重要的骨干，是支撑整个电影行业的演员。所以不能说我是在给他们创造空间，更多的是因为我想表达一个老年题材，需要四个这样优秀的老艺术家来帮我完成。
澎湃新闻:就人生阅历而言，他们都比你更有发言权。他们给你带来新的灵感了吗？
闫涵:他们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其实是在节目之外，让我对衰老和变老有了新的认识。有时候在现场看到他们的活力，觉得比我强。有时候我们总说很多年轻人好像每天都很压抑，而当我看到他们那么热爱生活，活得那么津津有味，每天的工作都充满活力，我很受鼓舞。突然觉得变老并不可怕。如果我能像他们四个一样变老，那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而且他们也不觉得自己老，在现场和我们小朋友交流也没有障碍。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大的收获。
尤其是贾辉哥，我以为他可能是四位老师中最认真的，但恰恰相反，他是最积极的。其他老师也是如此。他们认识之后，大洪哥每天也是一副轻松的状态，可以和大家打成一片。
拍电影也是为了解答我自己的疑惑。
澎湃新闻:我们注意到在你的创作中，“滚蛋！肿瘤君，动物世界，我爱你！”都是漫画改编的电影作品吗？目前国内由漫画改编成电影的作品并不多。与传统的文学改编相比，它有哪些特殊性？
闫涵:我记得几年前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当时我会回答这个问题，说漫画改编成电影，因为已经有画面和构图了，甚至还有分镜，改编成电影会很得心应手。但是今天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的回答正好相反。我改编我爱你！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会努力忘记漫画里的画面。我在创作中只提取对我有用的素材，或者只过滤一些框架性的内容，其余的空间都是我的想象空间。我会努力摆脱漫画里的画面感，构图感，甚至动作感，我想摆脱。我脱胎于漫画，却想创作出完全不同于漫画，没有漫画质感的东西。而且以前拍漫画改编的作品，会刻意追求它的漫画感，这次是在摆脱它。我想去除漫画本身的影响。我只想把这个故事留在漫画里。
澎湃新闻: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叫“哭片”，哭甚至会成为一种宣传策略。如何看待观众对于「哭」的情感诉求？
闫涵:哭或笑都很好。喜剧或戏剧。当人们用“哭电影”或者“哭”“搞笑”来形容一部电影的时候，我觉得这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ta被感动了。哭和笑都是被感动的结果。观众去看电影，一定是为了这个目的。永远不会说我是带着目的看的电影，看完没反应吧？
但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觉得它是在哭，是在搞笑。创作的时候我只考虑一点，在观众面前我是否被它感动。观众所谓的“哭点”是设计不出来的，也是无法提前铺设或捕捉的。我觉得我们的创作只能是真诚的，真心的，不要用太多所谓的技术。
而且我认为哭和笑都是减压的方式，甚至有科学证明哭比笑更减压。甚至在我们中医里面，有一种每天哭15分钟缓解肝郁的盲药。我们中国人有时就是太坚强了，不会让自己在某个时刻哭泣，这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没有坏处。
澎湃新闻:这么多年来，你的很多作品，你监督的人生大事，都是关于生死相关的话题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关注这个话题？
闫涵: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受到了。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同学家人都很忌讳谈论死亡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谈论死亡，不要接触死亡，认为死亡是不好的。这种想法一直是根深蒂固的东西，直到我上了大学。直到遇到熊顿的故事，我突然发现，她竟然可以如此坦然地用微笑面对死亡。她似乎为我打开了一扇窗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我们为什么要害怕，为什么要避而不谈。
而且，在我看来，生死也是影片的终极关怀。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生死这个命题更适合拍电影或者拍文学作品了。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学会面对死亡。
澎湃新闻:你现在的人生观是怎样的？
闫涵:死亡是一种我们无法逃避的机制。当我们真正能面对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更好的活在当下，珍惜现在的生活。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焦虑。他们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健康，是心脏不好还是血压高，但是去医院检查也没什么问题。这种表现的底层逻辑其实来自于对死亡的恐惧。大家都不是70岁80岁，但是为什么三四十岁就开始怕死了？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，每天作息不规律导致睡眠和休息不足。因为层层因素的叠加，他们慢慢开始想，我会不会猝死？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成为我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去拍这些题材。我有时自己也这样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回答我的疑问，给自己打一针强心剂。
澎湃新闻:你人生三部曲的第三部《让我们撼动太阳》怎么样了？未来导演创作有什么计划？
闫涵:我以前的作品是有计划的，但在一朵小红花之后我停止了计划，所以很多事情可能不会按计划进行。所以我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回归最初创作的状态，任何能打动我的东西我都会拍。我不刻意追求一些探索，让自己去探索不同的类型，甚至说也许我没那么喜欢这个类型，只是出于好奇去探索，现在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我应该回到我自己的内心。如果我对这件事有感觉，哪怕是在打字重复自己，也没关系，因为我就是想表达这种感觉，所以就表达吧。至于我是在重复自己，还是在突破自己，还是在探索自己？都是观众来评判的。
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已经拍完了，上一届电影节开始前几天刚刚拍完。也许等我写完“我爱你”！“宣传，这将进入后期。
如果你觉得好，欢迎分享此网址给你的朋友。更多内容请关注《我爱你！》专区。
